王希哲在一个跟贴中就我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我略作回答。以下黑体字是王希哲的原文。
哦。误会印象来自：
1、那时军涛搞的什么圈子名字都有你；
是，是有几个机构有我的名字。首先，战略研究所有我的名字，那是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王军涛就将我的名字加入到战略研究所理事会了，有很多坐牢的人名都这样被绑架了。我如何能知道？其次，王军涛曾经让我担任宪政协进会主席。宪进会那时有几万美金，都被用来支持王军涛和陈小平。我立即提出应该给香港卢四清捐款。为此事军涛竟拉着我跟老马开会讨论了三四次，最后做出决定可以给卢四清捐款500美金，但必须得由我担保卢四清以后一切听命于宪进会。我立即指出他们是胡搅蛮缠。如何能用500美元买别人的灵魂？我随即声明我绝对不就任宪进会主席，不参加他们的什么宪政协进会。可见，我从来就不曾同意加入这个宪政协进会，不应该将我算成是宪政协进会的成员吧？以后，王军涛让众多人劝我加入宪政协进会，特别是吴仁华，跟我反反复复纠缠，逼的我没办法，我不得不告诉吴仁华：“你不好使。今后不得将我的名字跟你们列在一起，否则，一旦我发现，我就会公开抗议。”
请你再给我指出来，王军涛还有哪个机构中有我的名字？我一定会让他将我的名字去掉。
另外，你也可帮我指出来还有其他什么民运组织有我的名字？我一定抗议他们未经我同意冒用我的名字。
2、我在纽约见军涛好像也常有你在；
我记得我同你一共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你刚来时，你跟王湘到我在哥大的宿舍，你只是打了几个中国长途，然后我们一道拜访陈破空。另有一次我同你，军涛，老马去美国国务院。
能告诉还有哪一次我们一起见过军涛？何来你见军涛时常有我在？你是否记错人了？
3、我与军涛和你曾一起赴DC搞过一次游说活动
这确实有。那么如果因此就说我跟军涛是鞍前马后，那么你自己是否也跟军涛是鞍前马后？
4、再加军涛含糊说的
军涛也多次跟我含糊说你王希哲如何如何听他军涛的。我怎么就不相信王军涛哪？
5、你若历来与军涛没有大矛盾大分歧，自然也就不必澄清什么。但若如你现在一样，有大矛盾大分歧，那就只要像我一样，那时就敢公开批评他，别等到今天，自然也就“澄清”，不会有太大误会了。
除了在8964后的逃亡过程中，我跟军涛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合作。六四期间，起初是我对他不了解，高看了他。一周后，发现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任命柴玲为总指挥的问题上，我跟军涛几乎发生公开冲突。我立即跟子明建议让子明介入，军涛退出。这有许多人的回忆录作证。我相信其他人是没人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
我在美国一直忙于学习和工作。在学校读书时，我甚至将电话都切断，避免民运人士给我打电话和开什么研讨会。你该知道，我跟几乎所有那些民运大佬都没有什么来往。并非不跟你来往，我就一定跟其他人来往。
至于澄清，从我拒绝参加军涛的机构和各种研讨会来看，我不是在用我的方式在不断澄清吗？只是你看不出来就是了。我之所以这次公开澄清，那是因为在这次茉莉花行动上，我多次试图跟王军涛沟通，但军涛摆出要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架势，我也只好不客气了。
我一向是不轻易出手。这一次扫荡一大片，主要是因应国内形势需要。我相信丁子霖王军涛这些人会再一次跳出来谴责暴力、谴责动乱。王军涛的茉莉花行动发起者网站上已经几次谴责墨镜哥的视频是宣扬暴力，这我有截屏为证。墨镜哥不久就被销声匿迹，我相信是从我家被绑架走了。
6、我与军涛“闹翻”，不过是前年他拉山头称“民主党共同主席”开始。但过去与他好朋友时期，他参与的错误东西，我还是多次公开批评的，如你提的“谴责”王炳章事件和反对施明德红衫军运动，为绿党站台事件，和台湾陈水扁政府“二王专案”事件等。我都公开批评的。
那些事情同我无关。我有权对这些事不发表意见。
7、但这里也对你说句实话，我不赞成你对你前妻的态度。无论你揭发她的情节真假，毕竟一场夫妻，还有孩子。总有恩情，怎能如此铁心？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不过，这毕竟是你的私事。顺便说句而已。再谢， 希哲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王炳章、张宏堡、彭明的经历。如果我不在网上公开揭露出这一切，我早就跟王炳章、张宏堡、彭明一样的下场了。都是那个女共军在进攻我，我所做的不过是将她对我所做的（还远远不是一切）在网上公开一下。如何就说我铁心？难道我只有任她宰割，再象王炳章那样任他们绑架车祸，我才算得上你所说的百日恩吗？
纠正一下，那不是我前妻，是我现在的妻子。我跟她在一年多前就完全分居，不能相互联络，而且我们都向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都为此请了几个律师了。可她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拖延离婚程序。拒不向法庭出示她必须出示的各种银行账单。你大概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得用钱去推动我的律师逼迫对方出示必要的文件。否则，两方律师都愿意看到拖延不办，而他们都可以坐收更多的律师费。但如果双方都配合，当然早就办好离婚手续了。她是将我套牢了拴住了往死里打。
过些时日，你会知道，这不仅仅是我的私事。我这里写出这一切，是让中共共军看的。你是否理解，我不在意。
记得当年我们同在波士顿时，我未能前往给您庆贺50 大寿，十分抱歉。我们曾同住一城，竟无缘相见。想必你我之间缺少缘分。但也请谅解，因为我自己就从来不过生日。偶尔有几次参加别人的生日庆典，那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感谢你的回应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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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说几个王军涛的趣事。注意，下面所提的几件事都是在我刚到美国的一两个月内发生的。当时我对美国是人生地不熟，只好被王军涛牵着走。王军涛给我介绍一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自然愿意见他们，以便对他们当面表示感谢。
有一次王军涛跟我说国务院和国会的人要见我。我们一道坐火车从波士顿去华盛顿。到了纽约时，王军涛说要到纽约参加一个活动，让我一道去。我问到底是什么活动，被我一再追问，王军涛才告诉我说是去参加李路的毕业典礼。我立即告诉王军涛，我不会去参加。王军涛说已经告诉那边我会去参加，不去是不守信用。我说我不曾答应，何来我不守信用？结果是王军涛只身前往，我那天在火车站等了他一夜。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经常这样做事。有一次，王军涛说要带我见两个华侨富商，他们愿意出钱帮助我。等我一见面，我才发现那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军情局官员。我立即回避。
还有一次，也是我们路过纽约，他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是在我反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是新华社记者，并说那人表面身份是记者，实则是中共国安局派到北美的最大的头子。我立即拒绝前往见面。结果是，我只好在一个餐馆里等了他几个小时。
我刚到美国的一个月内，经常有美国记者采访。有一天美国CNN记者联系好了要采访我，一帮摄像记者都已经先到了，将摄影灯光等器材都摆放好了。就要开始采访时，王军涛立即拉上我，说我们必须得离开。结果让那些记者白白忙活了大半天。后来有几次大的采访计划，都是这样给搅黄了。几年后我才发现，这些不遵守承诺的事，都严重损害了我的信誉。那些新闻媒体都认为我是言而无信！
大概是1996年5月的一天，是我刚到美国一个礼拜，有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女记者约我要作一个单访。王军涛后来给安排成一道采访柴玲、沈彤。我坚决拒绝。王军涛一再跟我解释说，这些人常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这次可借助我的媒体热点效应，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也在媒体上一同露个面，王军涛苦口婆心地劝我，让我同情他们。我最后告诉王军涛，我是绝对不会同柴玲和沈彤一道上镜。后来那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坚决回避。第二天的报纸上的报道出来了。柴玲抱着一个波斯猫的照片占了头版头条的将近半个版面，沈彤站在自家网球场前的照片也有十厘米高，而王军涛的照片是在后面一版上，比护照照片还小，绝对没有柴玲怀抱的波斯猫大，比波斯猫的眼睛也大不了多少。我看到这些照片后，我就讽刺王军涛说，这篇报道的标题应该叫作中国民运的贵族和丐帮！我还挖苦王军涛说，你为什么就要给这些人去当陪衬？为什么要给他们站台抬轿子？
又有一天，王军涛说吴方城杜智富邀请我到肯塔基去参加他们的两党联合大会。我拒绝前往。王军涛就跟我说在这次会议上我可以看到我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伦等，还说万润南也希望有机会见到我，说这些人都曾经为我呼吁过，我也应该去面谢他们。随后王军涛就给了我一张往返飞机票，说是吴方城给我买的。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就再辛苦一次，那就去吧。我同王军涛同机前往。会上，见到万润南等人。万润南同他的团队主要成员还专门跟我谈话，力邀我加入他的组织，说他推荐我竞选主席。我一口回绝，我无意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会议闭幕前一天，王军涛离开了，吴方城就让我支付一千多美元的飞机票钱。我问不是他们请我来，他们支付我飞机票钱吗？吴方城先是跟我哭穷，随后跟我说这是组织规定。无奈，我给他开了支票。这分明是在合伙对我抢劫诈骗嘛！等我离开房间时，王军涛的房门钥匙没有交给旅馆，我又代王军涛交了30美金钥匙钱。要知道，我那时是刚刚到美国，一共就有几千美元的捐款，被这些人骗了几次后，就所剩无几了。
此后，我拒绝王军涛给我安排的任何活动，安心在哈佛上英语课。
我随后接到了哈佛、MIT、伯克利、斯坦福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立即决定去MIT经济系。王军涛和太太侯晓天以及我们的共同朋友陈孝京贾莉夫妇便决定去租房子，由我们三家合住。他们租了一个家庭住房的一层，有两居室一个客厅，还有一个装垃圾的偏房，房租共1000美元。他们将客厅隔开，使得每个卧房有半个客厅，他们两家每家住一个卧房和半个客厅，他们两对夫妇各缴纳350美元房租，让我住那个垃圾偏房，我交300美金。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是我们的好朋友。她开车带我去看王军涛给我租的偏房。她一见到后，就告诉我说，这太不公平。我也只是摇摇头。我看了房子后，立即决定我不在波斯顿了。我当时还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奖学金只有一年，远比哈佛和MIT给的少，但我立即放弃了哈佛和MIT的录取，选择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从此我远离了王军涛。
关于王军涛侯晓天夫妇及陈孝京贾莉夫妇的故事我在其它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其实，在当年的11月份，我又去了一次波斯顿，到王军涛家拜访，这时的那两个家庭已经打成一锅粥，原本租给我的那个偏房又出租给了一个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对我和图书馆馆长说，他不知道他的两家中国夫妇同屋究竟谁跟谁是夫妻。再后来，两对夫妇都离婚了。因为这个丑闻，陈孝京和贾莉都远走他乡，失踪了。可见我当时不去同他们合住，那该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
1997年，王军涛也只身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1988年，我开始到位于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大概是1999年，王军涛跟他现在的太太订婚。我专程去他家送给他300美元红包表示祝贺。王军涛的太太立即跟我说他们的结婚戒指就是王丹给买的，又说老马等人都给他们送礼上千美元。我问戒指是多少钱，他们不告诉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按规定至少得一个月的工资，王军涛未婚妻还一定要我讲出我当时的月工资是多少。
我当然明白，他们认为我拿三百美金是不够哥们义气，如果够义气，我至少也得出一个月的工资钱。我那会儿工资不高，但一个月也有六千多美金。我当然不干。我反问军涛，如何能让别人给你买订婚戒指？那到底是谁订婚？我真的不相信这订婚戒指是王丹给买的。
老马是在美国居住50多年的老华侨，他太太是香港米王之后，是美国的著名华侨领袖，很有影响。他们还共同发起成立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募集到很多钱。老马太太无数次跟我抱怨说，这些钱大多都用来资助王军涛夫妇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她更加抱怨王军涛太太侯晓天。老马家原本是一个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但在他们都六七十岁时，他们离婚了。老马太太说就是因为王军涛和侯晓天使得老马一家没法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那时我跟老马同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我对老马太太所讲的一些事是耳闻目睹的。老马是那时支持王军涛夫妇最有力的一位华侨。王军涛的饭局，只要有我或者老马在，通常都是由我们两人结帐。
我前妻一向是大方。每次一道跟人吃饭，那她是一定要将别的食客都按住不许掏钱，都得让我付账。
在王军涛结婚的前几天，王军涛约我和老马去帮他们一道采购婚礼服。我带我前妻，老马一道去纽约面见王军涛。在我们午餐时，王军涛让他的未婚妻和我前妻一道去买婚礼服。临走前，我特意叮嘱我前妻，绝对不能为别人的婚纱婚礼服付账。我前妻一再跟我说，我们就给付了罢，我就只好不让她去。王军涛未婚妻就拉上了另一位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女士去买婚礼服。她们转了一圈后，什么都没买，要让我们吃完饭一道去。随后，我们一行六人去了几家店，最后又来到一个裁缝店，王军涛未婚妻就让裁缝量体裁衣，预订一身旗袍。价钱是八百多美金。
要交钱时，新娘子就喊王军涛。王军涛和我们都离交钱柜台远远的，王军涛就是不过去交钱，反倒是两眼轮番看着我和老马，老马不是低头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抬眼正视军涛。军涛无奈，用乞求的目光盯着我看。
“这个婚礼服你可一定要给新娘子买哟。”我笑着对军涛说。
“我真的没有钱哪。”军涛十分尴尬而又为难地说。
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僵持在那里，谁都不去付钱。新娘子急得要哭了。我前妻几次要过去付钱，都被我拦住。如此僵持好久，那位中国大陆来的女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过去将钱交了。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位女士的姓名。
又过了几天，王军涛给我打电话，我们的对话大概内容如下。这里，我将新娘子的名字都用“新娘子”来代替，是为了不露出她的名字。
王：“刘刚，我还是有点事求你。”
刘：“又怎么了？那套婚礼服拿到了吗？”
王：“嗨，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现在新娘子正在为这事大哭呢。"
刘：“到底怎么了？”
王：“这事还真不好意思开口说。"
刘：“能有多大个事啊？这么吞吞吐吐的。”
王：“这样吧，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跟老马去说。"
刘：“你就放心大胆去说吧，我保证不跟老马说。”
王：“是这样，那天订做的婚礼服，我们今天刚刚取到。"
刘：“那是好事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王：“可是，我们把那个旗袍给丢在地铁上了。"
刘：“啊，是这样啊。那就不穿旗袍呗。”
王：“那不行啊。新娘子就为这事在伤心难过呢。"
刘：“那你好好劝她，就跟她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这老天爷不让你们在婚礼上穿旗袍。”
王：“不行，她说这事不吉利，她一定要再订做那同样的一套。"
刘：“那你就再去给她订做一套嘛。”
王：“可我没钱哪，我真的没钱。"
刘：“那怎么办？你给我打电话，也不能就立即有钱了。”他跟我耍无赖，我也就跟他癫憨装糊涂。
王：“所以，所以，"王军涛所以了好一会儿，最后才说：“所以我不让你跟老马讲嘛。”
刘：“你放心，我保证不跟老马讲。”
我真的遵守承诺，我一直没有跟老马提起这件事，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以前，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我知道，王军涛一再告诫不让我跟老马讲，就是为了让我去跟老马说，好让老马难堪，再出钱给王军涛买一套婚礼服。
我猜想，王军涛在当天也一定给老马打了同样的电话，并嘱咐老马不要跟我提起这事。进一步让我以小人之心度一回君子之腹，我猜想那套婚礼旗袍甚至根本就不曾丢失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王军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搞募捐的。同一个名目，可以反反复复去要人付账，而且还得将人弄得很难堪，很为难，很没面子，很不仗义。
王军涛每当有喜庆之事，只要我知道，我都会给他至少二百美元。他订婚、结婚、生孩子、50大寿，我都给拿三百美元红包。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带我去国会，说是要穿西装，我那时哪里有钱买西装啊。后来吴宏达先生跟王军涛承诺，说他拿西装钱，这才带我去买了一套一百多美金的廉价西装。从此后，侯晓天每次见到我都会让我去跟吴先生索要那套西装钱。吴先生是说给他们钱，让他们给我去买西装，又没有跟我说，我如何跟吴先生要西装钱？我也绝不会为一百美金去跟吴先生追着要钱。这是王军涛给我的最大礼物了。我来美国后很快就发福了，那套西装几个月后就不能穿了。王有才一到美国，我就将那套西装转送给王有才了。如果王有才还保留那套西装，希望能将它再还给我，没准哪天民主党执政了，那套西装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文物了。
侯晓天几次要送给我一台电脑，那是他们从路旁捡回来的，电脑主机不工作，荧光屏不亮，但侯晓天说键盘还工作，让我用这个电脑练习打字。我没有要。
1998年，我到波斯顿工作，王军涛听说我新婚，要送给我一个新婚礼物。他让哈佛的那位图书馆馆长给我用车拉来了一个旧电视机，是黑白的，荧光屏虽然只有九寸大小，可是机身却是不小。我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电视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电视机能否工作。我当时就提出让王军涛将这个电视机带回去，我前妻不愿意让王军涛难堪，就一再说这个电视机是多么好，一再感谢王军涛。
我说这些，一定有人不信。王丹等人到我家聚会时，我曾经向他们展示过王军涛给我的这个新婚礼物。王丹立即说：“啊，这个礼物可值钱！王军涛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个古董呀？现在保证能送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
是，那是个在我儿时就早已被淘汰的黑白电视机，我没有按照王丹的建议将它送到博物馆，我最终还是将它扔到垃圾站了。送到垃圾箱时，我在深更半夜里，象做贼一样，生怕我邻居看到我还有这样一个垃圾电视机。
我第二次订婚时，王军涛做订婚证人，感谢他给我买了一束花。
我结婚的录像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王军涛是第一伴郎。婚礼后，女军官新娘子查收礼品，就独缺王军涛的。那女军官跟我大闹，逼着我给王军涛打电话询问是送的什么礼物。我跟女军官说肯定是现金，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弄丢了。女军官一向是办事军事化，不可能丢失礼品，非逼我打电话，说只要能看到军涛写的一个贺卡也行。无奈，我打电话问军涛。军涛跟我说，他来参加婚礼时实在是太匆忙，买好的礼品不知道放到哪里，找不到了。说以后找到后，再给我拿来。三年过去了，军涛早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说实话，我是不喜欢别人给我送礼的。所以，军涛也习惯这样，来我家参加聚会，多是两手空空。但这女军官太太那可是悍妇，那能容忍别人不礼尚往来。
只有在我女儿周岁生日时，军涛太太送来了一套婴儿装，终于让我在女军官面前找回些面子。
以上，就是军涛同我的礼尚往来，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喜欢这一切送礼的繁琐。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往我这里送垃圾呀。
自2010年底，钱云会事件发生后，我几次给军涛打电话，想跟他一道发起中国茉莉花行动。军涛说我是恶搞，说他没时间没兴趣参加恶搞。后来茉莉花行动初见成效后，王军涛就开始自称是发起人，是幕后发起人的幕后黑手。我一直想跟王军涛沟通，打电话时说不上几句，他就说没时间讨论这事。记得是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去民主党全委会办公室找军涛，王军涛正在忙。我便等，后来等晚上再去，王军涛已经离开了。那天太晚了，我没有车返回新泽西的家了，便同赵岩在民主党全委会的办公室里过了一夜。此后不久，民主党全委会那天值班的小伙就被民主党给开除了，就因为他让我们进入了办公室。从此以后，我跟王军涛就没有任何沟通。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王军涛，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又有何必要如此迁就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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