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回应迷魂阵的一个跟贴。该贴中顺便揭露一下陈小平。陈小平也借助王军涛的名声，将自己披上了六四黑手的标签。
都装疯卖傻视而不见十多年了，何必现在大动干戈哪？过去就过去了，向前看。再说了，真的又能怎样？其实，我都没说什么事情，其他人肯定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哑语。你就不必捅破这层窗户纸啦。这里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我绝对不说破。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打碎牙齿吞肚里，这才是大丈夫。
我还不是忍了王军涛20多年。1988年当我被中共公安机关四处围剿，无处落脚之时，我找到陈子明，陈子明就接纳我，给我一个宿舍和一份工资。可王军涛等人知道后，多次在陈子明的研究所的所务会议上说：“刘刚在研究所没有什么贡献，没有带来任何正面影响。”言外之意是我将共军引上山了。王军涛的铁杆姐妹白桦、李萍等人几次借机对我发难。她们两个都是记者出身，李萍当时是科技日报记者。跟我说起话来就是“操你妈”“他妈的”之类。说我年龄小，不懂事，给研究所带来了政治麻烦，说我要断送王军涛的大好前程。我知道这些话绝不是那两个头发长见识短的人能够讲出来的。此后，不断有王军涛的一帮铁杆哥们对陈子明发难，要将陈子明一家赶出陈子明辛辛苦苦建立的研究所，特别是要将于国碌和陈子华夫妇赶出研究所。那个研究所可是于国碌和陈子华夫妇两个推着大板车摆地摊卖书创立起来的家业，后来才有陈子明的参与，也才有陈子明将无处落脚的王军涛收容到研究所。我耳闻这些争议后，就主动从研究所搬出去，以免牵连陈子明
那个号称是王军涛最铁的哥们郑棣（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和陈某某更是见我面就说我是吃干饭的，除了吃饭一无用处。可郑棣在秦城监狱时是天天哭鼻子的主，袁大同管教几次跟我说起此事，我都不信，以为他是有意离间我们。后来有幸见到郑棣的同号林鹏、李恒清等人，才让我确认此事。真给中国知识分子丢脸，居然每天当着那些学生娃娃们摸鼻子流眼泪甚至是嚎啕大哭。还四处跟人说他跟我是好朋友。真给我丢脸。
至于包遵信，他老人家已经不再人世了。我对这些老知识分子偶然会象郭沫若那样去给共产党大唱赞歌，还是多少能谅解的，他们毕竟是跪得太久了。我的审判长跟我说包遵信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的忏悔，我是不曾亲眼所见。但我看到了监狱给我们播放的包遵信假释出监事的录像。出监狱时，包遵信身穿一个灰色的全新羽绒服，还戴个帽子。那一定是冬天了。节目最后，包遵信站在监狱门口高声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诗，我记得头两句是：“南巡讲话起东风，小平送我新长征。”我听到这里就只想吐，后面的肉麻诗句我就实在没法听下去了。我1996年4月到达北京时，在刘卫华家里见到刘晓波、陈小平、包遵信一伙人每天聚集到一起打麻将。好么，这些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还真挺抱团，都聚到一块了。我私下里教训一番刘晓波，让他发誓从此要挺起脊梁做个男子汉。陈小平还没等我说他，就主动跟我说，他在监狱里的名声不好，就让我不要再提他了。我也就给他留情面。我跟包遵信聊了一会儿，发现他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将他在监狱中的录像给我们都看过了，那些改造好了的人，当然也不需要给他们看包遵信的录像作为学习榜样。我一直不曾跟包遵信提那个录像的事。我经常留意包遵信的文章，真心希望有一天包遵信能将那个录像及那首诗词自己讲出来，唯有这样才能去掉他的一块心病。可是，一直到包遵信的追悼会，我都不曾看到过包遵信提起过那首领人恶心的诗词。我相信，包遵信自己认为共产党是会永远给他保密的，能够保密，那也就不是他的心病了。好么，聪耳不闻闭眼不见也的确是当今一种有效的精神疗法。
那个陈小平就更不用说。他曾经在1985年的北大反日示威游行中就装大个，公开贴出大字报亮出他的真名真姓。后来被学校威胁要开除党籍，就立即痛哭流涕。再往后就使得那场轰轰烈烈的示威请愿被这些想出风头又没有担当的人误导化解了。
1989年4月19日，我在联席会议上再次碰到陈小平，我颇为诧异，不敢相信陈小平能有胆再次参加学运。我问他这一次可一定要看准了，不能届时又尿裤裆。陈小平当即回答得十分响亮：“我是学法律的，搞示威游行，大不了就判个三年五年。我认了。”
后来被抓到秦城监狱，陈小平跟我曾经同被关押在2号。陈小平每次去提审回来后，都跟我们说，他要讲的都讲了，可还是问他，他实在想不起更多了，就问我听到有人在会议上都说了什么，他好去交待。我当即痛斥他，你自己交待也就罢了，还要从我嘴里套口供。我自己不去交待，难道都是给你留着去揭发交待我，落得个你坦白从宽，我抗拒从严不成？后来，我的审判长就几次跟我说起陈小平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同是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陈小平就被当庭释放。
陈小平还利用一切机会，跟我们同号里的年轻大学生将应该坦白交待和揭发检举他人，说不交待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使得我费尽苦心说服那些不交待的学生们，有几个先后转向去按陈小平说的去做，而且他们认为有陈小平这个法律专家提供的理论支持，他们都不认为揭发检举他人是件耻辱的事。
我们当时关在二号里的还有其他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其中有一个马少华，是人大派到高自联的常委。马少华靠近我住一个晚上后，第二天就保证守口如瓶，不交待，不签字，不画押。但靠近陈小平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提审就是有问必答。后来马常委的两个提审就感觉马常委是犯了抽风冷热病，就亲自到我们2号监舍查看，他们果然不愧是我党的优秀侦查员，一看到马常委跟我住一个号，就一切都明白了。我随后就被从2号调出，调到楼上的20号。从此管教就只给我安排精神病朱世生，儿童团王和旭，文盲朱文利，以及装疯卖傻的陈明远一类。那个袁管教还给我叫到办公室里跟我叫板说：“我看你这回还如何教唆同号反审讯反改造。你要是能把朱世生给变成反革命了，我就承认你是世界最好的精神病专家。你要是能够将文盲朱文利给交得能知道什么是民主了，我就承认你是我们秦城监狱的马克思。你要是能让精神崩溃的陈明远能够开口说话，能够自己走路，我就承认你是世界最好的心理医生。我在我过去的回忆文章里都将到过这些人。
当年我们在秦城监狱里学习过的有关六四的材料就有这样一段话：“据陈小平交待，陈一咨受赵紫阳委托，亲手交给他五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在监狱里曾办过一个叫作“疾风知劲草”的地下刊物，其中有一篇将反审讯反改造反审判的策略时，就是让人们以陈小平为戒，不得乱揭乱咬其他人。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使得陈小平有所收敛。
我在1996年曾设法摆脱警察跟踪，逃到北京，那时警察四处跟踪我在北京的朋友，企图抓到我。陈小平也曾经主动将我藏在他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朋友家里。我一向对陈小平不信任，第二天我就联系我其他朋友将我接走，从此陈小平不知我下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决断是多么英明。就在我从那个住所逃亡后，陈小平带着警察在北京四处搜捕我，他还带警察去许良英家里，险些将我堵住。许良英当场就将陈小平大骂一顿。这是我到了美国后，我给许良英打电话时，许良英老先生跟我还在大骂陈小平。
可到了美国之后，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来，陈小平跟吴仁华经常用小平房X号的笔名对我进行挑衅。我今天就一并回击他们。我相信他们已经遭到报应，如果不收敛，还将继续遭到报应。
六四之日，让我们进行良心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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