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曾因发文批评王军涛胡平等人对王炳章落井下石。不料竟有许多人说我失控，说我揭露朋友隐私，说我翻脸比翻书还快。那么就让我索性揭露一回，也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为何如此痛恨王炳章的。
我这篇文章中提到一些王军涛的艳闻，多数都是王军涛本人对我反复说过的。王军涛在那些年里，经常对自己的朋友说起这些事情，其用意就是让朋友传播他是多么具有领袖魅力。每当他跟我提起时，我都一再告诫他，我很少听到别人去传播你的这些丑闻，你自己就不要四处传播了。我在过去十多年里，也一直不去帮助王军涛造势。王军涛却因为我不帮他传播艳闻，反倒认为我不够朋友。现今，鉴于有这许多人都说我跟王军涛翻脸，那我就满足王军涛的虚荣心，尽心帮他传播一次，希望他能认为我为他尽了朋友之力了。
楼下刘路跟我贴说及我是“动辄揭朋友老底，翻脸比翻书都快。”结论是：刘刚兄是个能做大事的人，但不是个会做人的人。
下面是刘路的原贴：
“老路对刘刚兄尊敬有加，“攻击辱骂”之说，未免过重” 2011-06-04 07:33:58 [点击:49]
再怎么说刘刚兄也是天安门的英雄，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将，这点是非老路还是分得清的。
老路对刘刚兄的非议主要在策略和做人上，老路坚持认为，刘刚兄虽然是英雄，但不是完人和圣人，刘刚兄恶搞共匪，发动茉莉花革命，老路都支持，但是动辄揭朋友老底，翻脸比翻书都快，老路颇不以为然。
结论：刘刚兄是个能做大事的人，但不是个会做人的人。
下面是我对刘路的回答。
“老路，我对你也是另眼相看，那就请你看看王军涛是否是我朋友” 2011-06-04 09:50:35 [点击:15]
我偶尔还是愿意回你贴的，毕竟我们还饭醉过。
你说我翻脸比翻书还快。我猜想那是指我针对王军涛、胡平的批评啦。可他们曾经对王炳章落井下石长达二十多年，说他们是翻脸比翻书还快，那才是更恰当罢？甚至可以说是太不恰当，那是太抬举他们了。对他们如此恶毒地对自己的战友落井下石，难道我们永远保持沉默，甚至是跟他们一起去作恶，才算是会做人吗？对这样的人，我从来就不将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对王炳章这样恶毒，我不相信他们会对别人善良。
我哪里又揭朋友老底了？我过去没有揭发这些邪恶，那不过是我给他们时间悔过自新。
既然你说我揭朋友老底，那我就再揭露一些，但我声明，这不过是在讲我自己的案情。
1991年1月30日，我被带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中级法院，让同我家人见面。共匪只允许我见我的父亲，不允许见我的姐姐妹妹和弟弟。他们是被共匪通知可以同我见面，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但却不被允许见面。
会见期间，我父亲告知我，我弟弟刘勇及我在政法大学的女朋友帮我请了个律师。但王军涛的太太侯晓天（相信王军涛不是这里网友，如果是，我将改写这一段），以及王军涛的铁杆朋友刘迪找到我家人，说是要给我请一个更好的律师。我父亲跟我要委托书，同意让刘迪侯晓天帮我另请律师。刘迪号称是四五英雄，自称是那个“小平头”的真身。我当然认为刘迪应该能帮我找到更好的律师啦。于是就口头答应我父亲，同意让侯晓天和刘迪另帮我请律师。后来，他们给我请的律师叫王耀庭，确实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律师。
没过几天，这个王耀庭就带着助手来到秦城监狱同我会见。他说他们已经阅读了我的案卷，同时也阅读了王军涛陈子明和王丹等相关人员的案卷。他指出我的案卷中都是不签名不画押的，所以都不能作数。但说我在1989年7月间的一次审讯中我却是签名画押的，那个笔录应该作数。
在那份审讯笔录中我曾主动交待说：“北大民主沙龙是我发起的，同王丹无关。北京高自联是我在我的住处成立的，同吾尔开希无关。北京四二七大游行是我倡议并组织的，跟其他高自联成员无关。北京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是我首先倡议成立的，同陈子明王军涛无关。”为了证明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是我首先倡议的，我还具体告诉警察我在人人大酒家饭店同王军涛首次见面的时间，在1989年4月间去陈子明家的时间，以便他们去向陈子明和王军涛求证。
我确实是这样交待了。那是因为我在那一段时间里了解到王丹被抓捕，就想当然地认为王军涛陈子明和吾尔开希都可能被抓了，所以就主动为他们承担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审讯员最最关心的所谓“犯罪事实”。我讲的这一切，连那些管教和预审员都知道我是在搅浑水，拖延时间，以便让他们一时查不出事实真相。但是，那个侯晓天帮我请的王耀庭律师，却抓住这一点不放，说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是王军涛和陈子明的案卷里都反复核实的事实。王耀庭和他的助手反复劝我承认这些犯罪事实。我问他们是否是被侯晓天请来做王军涛的律师，是来设局舍车保帅舍卒保车的？王耀庭的助手立即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不敢好汉做事好汉当。并且说王军涛和陈子明一直在组织一个学术会议，只是后来有了我参加后，才被我拖入学潮，他们本人一直都无意介入民运。我跟他们讲，如果你能确保这些事件都最终由我一人承担，而不再以这些事件去审判其他人，我一定全部承担到底。王耀庭跟我说他只能尽力争取。我立即跟他们说他们是两个混蛋。我当即拒绝他们继续给我当辩护律师。
下面链接给出了陈子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文章中介绍了王军涛的所谓团队在六四前后的作为，讲述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在1988年开始就进行这种学术讨论，后来又是如何因为有了我的参与，才将他们部分人卷入了天安门运动的风风雨雨。这是他们团队的很多人在六四后给自己辩护的一致口径。当然，我相信陈子明是不知道刘迪那些人背后所干的龌龊勾当的。
回到监舍后，我立即让所长小孔将我的审判长谭京生请来。听说我要拒绝律师出庭为我辩护，并且拒绝出庭。这立即吓坏了所长小孔。他马上通知了谭京生。谭京生第二天就到秦城监狱见我，竟是从未有过的动作迅速。我跟谭京生讲，我将拒绝律师辩护，我本人也拒绝出庭，你们自己去审判空气吧。
谭京生一直低声下气地跟我好言相劝，说上级主管对我的审判非常关注。因为在此前我多次说过，一旦我出庭，我就会掀翻桌子，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回答叫“莫须有”，以至于我隔壁号的戴炽义王培公等人都一直跟我叫“莫须有”或是“老莫”。审判长谭京生跟我说，上级最关注对我的审判，只要我掀翻桌子，必定对我重判。现在又听说我不到庭，那就更要对我严惩。我要求立即更换律师。谭京生说已经来不及了。他告诉我说，就先让王耀庭到庭辩护，一旦他说出那些不符合事实的话，他会立即将王耀庭驱逐出法庭。我当时从来未经历过法庭审判，真想看看王耀庭被法官驱逐出法庭的场面，就答应了谭京生的话，居然被这个谭京生骗了一次。谭京生还有意地出去一会儿，让他的助手有时间跟我单独谈。他的助手悄悄跟我说，他也是北大毕业生，常参加我主办的民主沙龙。说极力想帮我。我问他我会判几年。他告诉我，只要我到庭，别掀翻桌子，就会给我轻判。如果我掀翻桌子，那肯定会判的最重。
那时秦城监狱的袁大同等人多次暗示我要被判15年。我被定的是阴谋颠覆政府，那时的刑法规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最低刑期是十年，基本刑期是无期徒刑。我问谭京生的助手，我如果到庭，能判我几年。他不便说，让我自己猜测。当我猜到五六年时，他终于点头。我一直都以为中共不判我死刑我就大赚特赚了，没想到他们打算判我五六年。这帮傻冒。我居然有些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了。看我五六年出去后如何跟你们算账。
这时，谭京生从门外进来了，一进来就跟我说：“怎么样？这个交易划算吧？”我跟谭京生说，那你们可要说话算数。他说只要我帮他度过这道难关，他一定说话算数。他还建议我届时要有悔罪表现，他会更加轻判。我问他该如何悔罪。他给我举了包遵信作例子，说我如果能象包遵信那样在法庭痛哭流涕，他就当庭释放我。我跟谭京生说，我这人一向不流眼泪，能否给我在法庭准备几瓶眼药水，届时我就能让我的眼泪像北京天安门广场那样血流成河。谭京生知道我是戏弄他，他就最后又补充一句说，只要我能够到庭，在法庭上能回答我的真实姓名，不说我叫“莫须有”或者是“吴罪”，他就一定说话算数。随后就匆匆夹着尾巴夹走人了。
1991年2月10日，我被带到法庭进行所谓公开审理。审理过程中王耀庭律师居然用大部分时间指控是我发起成立了“北京爱国维宪联系会议”，并向法庭出示陈子明和王军涛的供词。陈子明的供词是这样的：
审讯员问：“是否有人向你提议过成立‘北京爱国维宪联系会议’?”
陈子明答：“没有。”
审讯员问：“刘刚在1989年4月向你提出建议了吗？”
陈子明答：“如果是有，那也就是刘刚了。”
我当即反驳，“这是点名问供。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这个证据无效。”
审判长谭京生制止了我的发言。
随后，检察官又出示了谢小庆，郑棣等人的供词。谢小庆和郑棣都是王军涛的铁杆哥们。
对这些人的供词，我都无意指责。我这里只是指出中共法庭的虚伪。更有侯晓天、王耀庭、和刘迪等人的无耻。
我原以为法庭会给我一张桌子来让我掀翻。可是那天我被带上法庭时，我才发现，哪里有什么桌子啊，我是被几个武警一路驾着，直接给送到一个木笼子里，哪里还有什么东西让我去踢呀。谭京生也没有给我预备眼药水，我也就没有当场泪流成河。
1991年2月12日对我进行宣判，果真判我了六年，这是中共准备给我的最低刑期。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新闻说我有认罪悔罪表现。我拿到判决书后，立即写了一篇抗议书和起诉书，控告北京中级法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我造谣污蔑，说我有认罪悔罪表现，这就是对我的最大诽谤。我要求他们对我公开道歉，为我全面恢复名誉。我当时就将我的抗议书和控告书交给所长小孔，让他帮我转交法庭，这一次，竟是无人理会我的控告书。我就想，还有二审开庭审判，届时我一定当众大骂共产党无耻，并当庭朗读我的控告书。
可二审时，我才发现，那二审居然就是在秦城监狱的一个监舍里举行。只有一名高法法官，一名女书记员。另有两个武警时时刻刻紧紧夹住我，这哪里是什么开庭审理啊。甚至提我出去之前，我都不知道是二审开庭，我都没来得及带上我的控告书。还没等那个法官开始给我念二审判决书，我就开始高声背诵我的起诉书，抗议中共对我进行非法审判，抗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对我造谣诽谤。那个审判长给我念二审判决时，我不时大骂他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中共倒行逆施，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法官念判决的声音肯定是没有我背诵起诉书的声音高。
后来，那个审判长跟我闲聊，说他是曾经审判过四人帮，还没见到有我这样大骂他的，没见过象我这样藐视法庭的。
他的那个女助手，正挺着大肚子，跟我说她是政法大学毕业，认识我女朋友，还说她审完我之后就回家生孩子了。问我是否有话要跟我女朋友说。我说我跟我女朋友的要讲的话就是跟她要讲的话，只是希望她不要在此利用职权对我进行不良引诱，不要再给我安上个流氓强奸罪。我让她尽早回家抱孩子去，不要再助纣为虐。
中共几次对我进行审讯时，几乎总要找一个美女来做助手。我刚被抓住时，第一次在北京看守所K字楼提审，也是一个美女当助理，那个美女还特意去给我从食堂买来了两菜一饭让我吃。我一口都不吃。她劝我赶紧吃，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饭菜了。我跟她说我吃不到美味佳肴毕竟还有窝头，但是绝对没有时间再欣赏象她这样的美女啦。我宁愿省下欣赏美食的时间来欣赏美女。
我在1996年来到美国，我一见到王军涛的面，就跟王军涛核实刘迪侯晓天给我请的王耀庭律师的事情。王军涛跟我说他不知此事。并且他知道侯晓天在那期间跟刘迪同居。王军涛还说，他在北京的众多好友包括毕谊民、谢小庆等人都跟王军涛反复说，只要他不跟侯晓天离婚，他们就不会认王军涛这个朋友。王军涛还津津乐道的是，说自己的太太认了众多美国干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干爹，有几个干爹都被搅得妻离子散。有一女士还是美国著名华人领袖，也在前几年同那位干爹离婚，那干爹就退休去上海安度晚年了。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王军涛还讲述他老婆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多次被公安局拘留，每次都是因为卖淫，每次5元人民币，还不如现在五毛一天挣得多。王军涛还多次点过一些人的名字，说这些人给他带绿帽子，他最咬牙切齿的一个人就是王炳章，说王炳章居然什么人都敢去碰。这也是许多人谴责王炳章的一个最最不能拿到台面上的理由。
我刚到美国时，原准备进哈佛学政治或到MIT学经济。录取通知都接到了。王军涛夫妇和陈孝京夫妇就在波士顿租住一个房子的一层，有两室一厅，还有一个装垃圾的工具房。他们计划是他们俩对夫妇各住一室，将厅隔成两个，她们两家个拥有一个，让我住那个偏房。房租共1000美金，他们俩对夫妇每家出350美金，我出300美金。有一位哈佛大学图书馆长美国女士陪我去看过那所房子，立即跟我说这不公平，让我另找房子。刚好，我又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通知，我立即就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后来我曾回到波士顿，了解到那个原准备租给我的偏房被出租给一个印度人。那个印度人经常对人说起，他不知道他同屋的四个中国男女谁跟谁是夫妻。后来，俩对夫妻全离了。陈孝京贾莉夫妻曾经是我北大同学。在他们跟侯晓天的那段经历被人知道后，从此就失踪了，大概都去了加拿大。
侯晓天当着我们众多人的面，就让陈孝京给她按摩捶背，还当众说：“我第一眼见到陈孝京，就想跟他上床。”
起初，侯晓天总是让贾莉去跟踪王军涛，说王军涛跟哈佛一位比王军涛小十八岁的中国学生鬼混。贾莉确实去跟踪多次，证实了侯晓天的话。但贾莉也最终也发现他自己的老公在自己家里也睡在别人床上。于是，两个女人摊牌。侯小姐竟跟贾莉说，贾莉不配跟陈孝京睡。如果她实在是想要找人睡，她可以帮忙找人。这都是贾莉跟我亲口所言。说要将王军涛夫妇的丑事张扬出去。我一直劝贾莉不要去声张，搬出去就算了。
王军涛的确有许多好朋友。我还在中国逃亡时，就见几位王军涛好朋友的老婆，跟王军涛打国际长途电话时一讲能讲几个小时，都是讲什么他们有朝一日到了一起就买一个四人大床或八人大床，让他们几对夫妻同床共眠。我当时听到还只当他们是开玩笑。后来一位这样讲的太太还真来到了美国，也进入哈佛新闻学院。那个女人后来一直说中国男人如何不够给力，就四处找美国黑人。她将黑人请到家里，说是给黑人教中文，让自己的先生给他们烧饭。后来先生才发现他的太太在用实际行动给黑人传授床上中文用语。他们最后离婚了。女的带着孩子跟一个黑人去了芝加哥。那位先生跟我抱怨起这件事情时，我就跟他说，你不是很盼望你们在四人大床上同枕共眠么？能说出这种话的女人就能干出这种事来，你自己是想希望成为四人中的一人才纵容自己老婆那样无耻的，只是发现你最终被人从床上踹下去，你才去谴责这种女人。
这样的女人也终将遭到报应。那个女人跟黑人到了芝加哥不久，就亲眼目睹自己的老妈葬身车下。
真是让我震惊，我们那个年代，怎么造就了这样一些无耻的男男女女。
我当初被逮捕之前，在1989年6月5日前后，王军涛让小毕、谢小庆等人送我跟王丹、张伦、包遵信等人出逃。那时王军涛才开始显露英雄本色。此前，他对六四的贡献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将来等我有时间再一一细数王军涛是如何给自己贴上六四黑手的。
我跟张伦及王丹先是被藏在昌平政法大学，北京农机大学等地。六月六日，我们被接到小毕家里。我跟军涛私下里建议将王丹等学生跟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分开，以免一旦被抓住时，防止中共造谣说是我们在背后控制王丹，利用学生运动，让学生感到是上当受骗。这样至少会减少王丹等人的罪名。同时，我也警告王军涛，王丹年龄小，不象我们经历过世面，一旦被抓捕，难免交待出重要机密。王军涛跟我说，没有关系，对王丹这样的学生，到时吓唬吓唬他，或者不老实的时候，就教训教训他，看他如何泄密。并说他会给他写封信来吓唬他。
此后，我跟王丹及包遵信被转到房山窦店，那里是小毕等人刚刚租下的农房，正准备在那里投资建厂，外人很少知道，十分安全。在那里我们住了几天。小毕后来曾亲手交给我两封王军涛的密信。给我的密信中说，一旦王丹不服从指挥，就立即就地正法。给王丹的信中记得开头几句是：“王，一切行动服从刚指挥，如有不从，军法处置。”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军涛的字。看上去歪歪扭扭，就像是小学一年级写的字。我正怀疑这是否是王军涛的亲笔。王丹立即凑过来想看信。我立即将两封信撕碎，并扔进农村特有的厕所的粪池里，让王军涛的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字及所谓军令都同粪坑里的臭蛆为伍。
王丹当然感觉很不高兴。他随后就跟我提出要回北京。我劝他再等等，如果明天不来人接我们，我就送他回北京。
后来小毕又送来一个自称是体改所的人，好像是叫李小明。他剃光头，神五神六的。反复说服我们要尽快跟他一道回北京。被我拒绝。晚上，光头李小明失踪了。我立即带包遵信和王丹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看电视。天一亮，小毕又来了，我向他询问李小明的身份底细。小毕跟我说，他当时就不让王军涛送李小明到这个秘密据点来，可王军涛就是乱来，王军涛本人以前也不认识那个李小明。听小毕说到这里，我让小毕立即送我们转移，否则，我们将步行转移。此后，小毕就将我们都送走了，而且按我的要求，将我本人单独送到一个秘密据点。
大概是在三年前，我才将王军涛当年给我的那份手谕跟王丹说了，那也就成为一段历史笑话了。关于王军涛，我还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反省自己，这样才能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真正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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